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一份关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全球报告

WHO 于2022年5月发布了《Global report o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ecutive summary》，对感染预防与控制（ IPC ）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全球形势分析，并概述了可用于改善各国形势的战略和资源。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组织了几位年轻学者将报告摘要正文进行了简单翻译，供广大读者朋友参考。

因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如有不正确、不规范的地方，恳请批评指正！

感谢WHO网站提供的文献原稿（原稿网址：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54553）！

译文

在过去十年中，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 以及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大流行引发的重大疫情已经证明了易流行的病原体如何在医疗保健机构迅速传播。这些事件暴露出，无论可用资源或国家收入水平如何，感染预防和控制 (IPC) 计划总会存在一些缺陷。此外，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突发卫生事件也是亟需解决IPC计划中存在的缺陷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容易被忽视的医疗保健相关感染 (HAI) 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AMR) 的地方性负担，这些每天都会对所有卫生保健系统中的患者造成伤害。

本执行摘要综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第一份关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全球报告。报告强调了感染和 AMR 的负担以及对医疗机构中患者和卫生工作者的相关伤害，对 IPC 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全球形势分析，并概述了可用于改善各国形势的战略和资源。

该报告在陈述国家和全球层面的主要差距和成就的同时，明确了优先事项并为实施 IPC 干预措施提供了指导，展示了 IPC 干预措施的影响和成本效益。此外，报告还强调了在应对 AMR、突发卫生事件以及医疗保健质量和安全的广泛努力背景下，协调IPC 干预措施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 战略、促进二者相结合的重要性。

1.IPC是预防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和 AMR 风险的有效解决方案

IPC 在患者和卫生工作者的安全以及医疗质量领域占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与每次医疗活动、每位卫生工作者和患者普遍相关。

各国都可以获得在国家和机构层面确定有效 IPC 计划核心组成部分的指导和建议，并确保它们具有足够的 IPC 能力。这些是 WHO 根据现有证据以及来自各国的专家、专业人士和IPC 领域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制定的。通过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衍生而来的核心组成部分，WHO还制定了国际 IPC 最低标准，即所谓的 IPC 的“最低要求”。所有国家和卫生保健机构都应具备这些标准，以确保对患者、卫生工作者和访客的最低保护。

该报告及其执行摘要主要针对在国家、地方和机构层面负责 IPC 领域决策和制定政策的人员。这包括政策制定者、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卫生预算的行政人员，以及国家层面（卫生部、公共卫生机构等）以及国家以下和卫生保健机构层面的 IPC 联络点。

该报告是跨领域和多学科努力的成果，涉及世卫组织总部、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 IPC 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它包括各种来源的信息和数据，包括科学文献、世卫组织全球数据库、使用标准化工具的世卫组织调查、世卫组织出版物和其他机构发布的报告。该报告还包括数提供区域层面 IPC 概况的数据和信息汇编以及国家层面 IPC 计划的各种示例。

2.HAI 和AMR 导致的医疗保健安全性问题

2.1任何国家或卫生系统，无论多么先进，都不敢声称没有 HAI。

HAI 是卫生服务提供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之一。这些感染，其中许多是由多重耐药微生物引起的，会伤害患者、访客和卫生工作者，并给卫生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包括增加相关的成本。

高收入国家(HIC)每100 名急诊医院患者中，就有 7 名患者将在住院期间至少发生一次医疗保健相关感染，中低收入国家 (LMIC) 这一数字为15 名。高达30% 的重症监护患者可能受到医疗保健相关感染的影响，在LMIC 的发病率是 HIC 的 2 至 20 倍，尤其是在新生儿中。

在所有住院治疗的脓毒症病例中，约有四分之一 (23.6%) 与医疗保健有关。成人重症监护病房中伴有器官功能障碍的所有脓毒症病例中，几乎有一半 (48.7%) 是在医院获得的。 

根据 2016-2017 年的数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ECDC) 计算出，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EU 和 EEA）国家，每年有 450 万例急诊医院住院患者发生HAI。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USCDC) 估计，在任何一天，每 31 名住院患者中以及每 43 名疗养院居民中就各有 1 例与医疗保健相关的感染。AMR 的感染和传播问题并没有影响到长期护理机构，ECDC 估计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的这些机构每年发生 440 万起与医疗保健相关的感染事件。

在整个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尤其是在 2020 年的第一波疫情期间，导致 COVID-19 的病毒 SARS-CoV-2 在医疗机构中的传播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在确诊为 COVID-19 的住院患者中有高达 41% 的人在医疗机构中被感染。卫生工作者的感染率从 0.3% 到 43.3% 不等。

2.2 HAI 和 AMR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六种最常见的 HAI 在残疾和过早死亡方面的负担是其他 32 种传染病总负担的两倍。

受医疗保健相关脓毒症影响的患者的死亡率为 24.4%，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增加到 52.3%。

感染耐药微生物的患者的死亡率至少比感染敏感微生物的患者高两到三倍。

在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造成70% AMR 负担（以伤残和过早死亡计算）的三种影响最大的耐药微生物通常是在医疗机构中获得的。

WHO估计，从新冠大流行开始到 2021 年5 月，全球有 8 万至 18 万卫生保健工作者因 COVID-19 丧生。

3.全球IPC实施情况分析

3.1国家层面 IPC 实施情况

根据对AMR 全球行动计划各国实施进展的监测系统（三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家自我评估调查或 TrACSS），从2020至2021年，在162个提交了数据的国家中，11%的国家报告该国无IPC规划或业务计划（图 1，A）；54%的国家报告有IPC规划或业务计划但尚未实施，或仅在部分选定的医疗卫生机构中实施（图 1，B 和 C）；只有34%的国家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IPC计划（图 1，D 和 E），其中只有19%的国家报告有相关系统用于监测其有效性和合规性（图 1，E）。

由WHO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关于国家IPC计划最低要求的详细调查结果表明，从2021至2022年，54.7%（58/106）的国家有有效的IPC计划（包含有有效的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

然而，只有四个参与国 (3.8%) 满足IPC的所有最低要求。根据这项调查结果，相关的差距主要是：专门用于IPC的预算有限，国家层面对IPC培训推广和有效性监测的支持有限，缺乏开展IPC监测的专业知识（世卫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相反，大多数国家（75%）报告说，已把被视为是黄金标准的多模式改进战略（包括以集成方式实现的多个组件或元素，旨在改善结果和改变行为）作为最佳实施方案列入了国家IPC指南和IPC教育培训中。相似比例的国家报告该国IPC联络点是主要负责支持与协调对旨在改善设施级别IPC 的干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在全球报告中提到的所有调查和数据集中显示，一个国家的世界银行收入水平与IPC实施之间显著正相关。这一点可在2021-2022年世卫组织关于国家IPC计划全球调查结果的图2中看到（世卫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3.2国家层面实施IPC的跨年度数据比较

回顾过去几年来自 TrACSS的数据，中低收入国家 (LMIC)在实施 IPC 国家计划方面几乎没有改善。事实上，从2018年到2021年，在高收入国家（HIC）的进展中观察到的唯一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的IPC改善，是其TrACSS分级从D级变成了E级（WHO，未发表的数据）（图 3）。

与LIC相比，HIC中 IPC实施情况的改善程度是其8倍；LMIC的改善程度是其5倍（WHO，未公布的数据）。

比较WHO在62个国家2017-2018年和2021-2022年时开展国家IPC全球调查的数据，发现以下几个现象（世界卫生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2017-2018 (64.5%) 和2021-2022 (61.3%) 之间拥有国家IPC计划的国家百分比保持相对稳定。然而，“任命至少一名受过培训的 IPC 联络人”的国家的百分显着增加（21% 与72.6%，P<0.001）。

✱2017-2018 (25.8%) 和2021-2022 (48.4%, P=0.02) 为IPC提供专项预算的国家比例显著增加，但仍有相当大的改进潜力。

✱拥有在职 IPC课程的国家百分，从58.1%显著上升至85.5% (P=0.003)。然而，在2021-2022年，只有41.5%的国家报告说国家IPC计划能够为这些培训活动提供支持。

3.3 IPC 在医疗机构层面的实施

2019年，根据世卫组织一项涉及所有六个WHO区域和所有经济收入水平的 81个国家、4440家医疗保健机构的全球调查显示，IPC核心要素的实施水平范围从“不足”到“先进”，不一而足（图 4）。

不同国家收入水平IPC计划的实施水平存在显着差异。与HIC相比，LMIC的得分明显较低。

低收入水平国家IPC实施的平均得分为“基本”水平。高收入国家在IPC所有核心要素都有改善，而低收入国家在实施IPC时，指南、培训和教育、监测、审计、反馈和 HAI 监测改善有限（图 5）。

在机构层面，IPC最低要求必须到位，为患者、卫生工作者和访客的安全至少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2019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15.2%机构满足IPC最低要求的所有指标，而 92.9%能满足这些指标的一半以上。

没有哪一个低收入水平国家中的机构能满足所有IPC最低要求，只有18.9%的高收入国家的专科医疗保健机构能够全部满足要求。

即使某些地区在实施 IPC 计划，它们也常常无法正常运行，并且缺乏可以持续发展的有利环境。2019年，几乎所有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均开展了IPC项目。然而，这些机构，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缺乏全职 IPC专业人员、专项的IPC预算、常规微生物实验室支持和适当的工作负荷、人员配备和床位占用。

没有供水来源的机构不应被称为“医疗保健”机构，但世界范围内许多医疗保健机构都是这个状况。

2020年全球WASH报告提供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图景：18 亿人正在使用缺乏基本供水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8亿人正在使用没有卫生间的机构。然而，在 46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机构中开展WASH服务需要相对适度的投资（到2030年为65亿美元至96亿美元）。

尽管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开展了各项积极举措，但在这两年的大流行中仍然缺乏必要的IPC人力资源和产品供应。2020年至2021年世卫组织开展的三次关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基本卫生服务的连续性的倾向调查中，报告了缺乏个人防护装备(PPE)。更有甚者，2020年有44%的国家报告基本卫生服务中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IPC 供应和最佳实践执行不力，而2021年这一数字为26%。在最不发达国家，这种短缺以及差距尤其严重。据估计，有50%的医疗保健机构缺乏基本供水，63%缺乏基本卫生服务，26%的护理点缺乏手卫生设施，60%的医疗保健设施没有安全管理医疗废物的系统。

2021年六月至七月，世卫组织对10个非洲国家的COVID-19机构开展了评估，四分之三的医院 (74%) 报告说他们可以获得所有的应对COVID-19的必要IPC指南，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 (26%) 的初级保健机构有这些指南。

同一项研究报告表示，为COVID-19患者提供的个人防护装备（外科口罩、呼吸器、手套、面罩、护目镜和防护服）处于持续短缺的状态，医院只有27%的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护用品，初级医疗机构只有20%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护用品。此外，仅约四分之一的初级保健机构和约三分之一的医院建设了 COVID-19 的安全环境（即用于筛查的专用入口、为疑似 COVID-19 患者设置的单独房间等）。

这些最近的数据再次突显，尽管大流行创造了势头，但一些国家取得的进展有限，初级保健中的 IPC 仍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严重阻碍了卫生系统这一关键级别提供的保健的质量和安全性，并且可能对社会医疗保健的信任感产生不利影响。

3.4卫生保健机构层面手卫生计划实施情况

适宜的手卫生可以挽救生命。这种手卫生习惯可以防止感染，节省经济支出，因此是所有医疗机构对IPC的最低要求。然而，现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服务过程中手卫生依从性仍然欠佳。截至2018年重症监护病房手卫生平均依从性为 59.6%，而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64.5%与9.1%)。回顾不同时期的系统研究，在没有提高依从性的专项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平均手卫生依从性2009年为40%，2014年至2020年为 41%。在没有此类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对手卫生指南的依从率平均为 40% 至 50%，但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看上去也只有20%。

2019年世卫组织对90个国家3206家医疗机构的手卫生情况进行了全球调查，总体上表现出中等的执行水平（350/500 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差异显著（高收入国家为“高级”，低收入国家为“基本”）（图6），显示了资源丰富地区和资源匮乏地区手卫生情况的差异。

含酒精的速干手消毒剂产品是实现适当手卫生的最有效手段。据报道，低收入国家中只有17%的医疗保健机构中有含酒精的速干手消毒剂（高收入国家中为75%）。每1000个住院日速干手消毒剂的推荐用量为至少20升，但低收入国家只有9%的医疗机构可以达到这一要求，在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6%。

世卫组织2020年全球卫生保健机构WASH进展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机构在卫生服务点缺乏手部卫生用品（肥皂和水或酒精速干手消毒剂）。

资源供应短缺是制约手卫生的主要原因。然而，手卫生状况的持续改善需要有利的组织环境和制度文化 （形成“机构安全气候/氛围”），但在多模式手卫生改善策略中，所有要素评分中最低的就是手卫生的机构安全气候/氛围（图7）。

WHO多模式手卫生改善战略的所有五个要素的得分高低均与国家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分数越高。

这些差异在“系统变更”及“培训和教育”这两项上更为显著。低收入国家的“评估和反馈”是整个调查中得分最低的因素（图 7）。这表明（其他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低收入国家根本不监测IPC相关指标，而这些都是IPC核心组成部分和最低要求。

4. WHO各区域实施IPC计划最低限度要求的现状和挑战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给所有地区和国家的IPC计划，带来了许多挑战，暴露了很多缺陷，包括实施最先进IPC计划的国家。然而，它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进行情况分析，并通过IPC实践迅速扩大疫情准备和应对规模，并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加强IPC计划。

WHO2021-2022年对各国IPC计划的全球调查显示，WHO各区域对IPC最低要求的执行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图 8)（世卫组织，未发表数据）。

表1说明了在所有区域、国家和/或设施一级实施WHO IPC核心组成部分遇到的主要共同挑战和差距。

WHO 2021-2022年对各国IPC计划的全球调查显示，WHO各区域在实施IPC核心部分时，特别是关于每个核心部分的最低要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和重大差距，尤其是长期以来进展有限（世卫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然而，与以前的调查相比，各国也报告了在以下领域方面的改善：指定了受过IPC培训的国家协调中心，专门用于IPC和在职IPC课程的预算；制定国家IPC准则和国家艾滋病监测方案或计划；对IPC干预使用多模式战略；将手卫生依从性作为一个关键的国家指标（世卫组织，未公布的数据）。

CC：核心组成部分； HAI：卫生保健相关感染； IPC：感染预防和控制；

 LMICs：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WASH：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在这一点上，基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创造的势头，各国在参与和扩大行动实施最低要求和核心组成部分方面显然取得了进展，这得到了WHO和其他关键参与者的大力支持。从长期来看，维持和进一步扩大这一进展亟需关注和投资。

5. IPC的效果和经济影响

业已证明一系列综合IPC干预措施在预防HAIs的发生方面非常有效。

分析从系统审查汇集的一些研究结果，可计算出，不管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如何，IPC干预可以显著降低35-70%的HAIs发生率（特别是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尿路感染、手术部位感染和呼吸机相关肺炎）。

无论是作为独立干预措施还是纳入多方面干预措施，手卫生都被强调为减少卫生保健环境中微生物/病原体传播和感染的最有效的单一措施。

IPC是一种具有较高成本效益的、减少医疗保健感染和AMR、改善健康和保护医疗保健工作者的方法，是公共卫生领域的“百思买”。

现有证据表明，在所有被检测人群中（从卫生工作者到访客），实现和确保正确的手卫生可以节省成本。在患者入院时进行筛查，然后从潜在的有害微生物中进行去定植化，一直被认为能够节约成本，获得成本效益，尤其是在对高危患者进行选择性筛查时（世卫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里程碑式的机构报告，如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证实了实施和强化适当的IPC措施（特别是手卫生）的良好投资回报。

根据OECD的报告，在卫生保健机构实施包括改善手部卫生、抗菌药物管理计划和加强环境卫生等一揽子计划，将使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健康负担减少85%，同时每年人均节省0.7欧元。

手卫生和环境卫生在医疗保健机构，被发现是最节省成本的干预措施：实现这些将减少超过一半的由于感染耐药性病原体导致的死亡风险，并减少至少40%的相关长期并发症和健康负担。

这些IPC干预措施在所有机构都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包括资源匮乏的机构。特别是，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改善手卫生，可以为每1美元的投资节省约16.5美元的医疗保健支出。

迅速获得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加上迅速扩大IPC培训规模，有可能在COVID- 19大流行开始时挽救生命和节约成本。

OECD和WHO最近的一项建模研究表明，在COVID19大流行的前六个月，个人防护装备的可及性和合理使用，结合快速IPC培训，可以避免全球医疗保健工作者SARS-CoV-2的感染以及相关死亡的发生，同时在所有测试国家产生大量的净储蓄。在大多数地区，加强手卫生也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世卫组织和经合发组织，未发表的数据）。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增加关于IPC成本效益的证据，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事实上，关于IPC成本效益的的研究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高收入国家中进行的。

6.改进 IPC 的解决方案

鉴于上述证据，IPC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不仅有效而且节省成本，在确保患者和卫生工作者得到保护的同时，保证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 20 年里，世卫组织投资制定政策、建议和实施战略和工具，以支持全球 IPC 的改进。

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的毁灭性爆发之后，2016 年代表了 IPC 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WHO 发布了全面的、基于证据和共识的有效 IPC 计划核心组成部分的指南，这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 IPC 利益相关者和现场实施者的投入。

确定了八个核心要素，其中六个与国家和卫生保健机构层面相关，两个（核心要素 7 和 8）应在设施层面实施（图 9）。

认识到实现所有 IPC 核心组成部分需要时间，并且各国可能处于不同的进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能力、可用机会和资源，世卫组织在 2019 年确定了 IPC“最低要求”，在国家和设施层面建立强大而有效的 IPC 计划，这代表了这一旅程的起点（图 10）。这些是通过涉及 IPC 利益相关者、专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现场实施者的共识建立过程直接从 IPC 核心组成部分衍生而来的。应在所有国家和医疗机构中落实IPC 最低要求，以促进全面和持续实施所有IPC 核心组成部分的进展。

无论是实施最低要求还是全面要求，IPC核心组成部分的实施始终都应循序渐进，基于对 IPC 计划和当地活动状态的仔细评估，制定、实施和维持改进计划。为开展这项工作，WHO 提出了一个五步实施周期（图 11），以支持任何基于科学实施和质量改进的 IPC 改进干预措施或规划。

基于令人信服的证据及其开展的研究，特别是在手卫生领域的实践，WHO 认识到多模式改进策略是在该领域实施 IPC 干预措施的黄金标准方法。

科学证据和实施科学的经验表明，仅针对一个要素（即使用单峰策略）更多的可能是导致短暂且不可持续的改进。世界卫生组织的 IPC 多模式改进战略包括以下五个要素：系统变革、培训和教育、监测和反馈、提醒和沟通以及安全“气候”/文化改变。 换言之，该策略涉及建立正确的系统、教授正确的内容、检查正确的内容、传递正确的信息，并最终在整个卫生系统中“活化” IPC（图 12）。

五步循环和多模式改进策略可应用于任何 IPC 干预。世卫组织已将它们应用于注射安全、预防手术部位感染以及预防和控制耐碳青霉烯类微生物的干预措施。

IPC 和 WASH 对卫生保健机构的干预是互补的，八个IPC 核心组成部分本质上包括了WHO 和 UNICEF 制定的 WASH 标准和战略。这些策略代表了多模式策略的另一个极好例子，是与 WHO 的 IPC 策略完全一致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图 13）。

为确保在暴发情况下实施 IPC 并优化操作，世卫组织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框架，以在暴发准备、就位和应对方面加强 IPC（图 14）。该框架为 IPC暴发管理提供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并附有一个提供有用资源的工具包。

7.各国的方向和优先事项

本报告对全球 IPC 计划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强调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过去两年中），但 IPC 计划的实施仍然滞后。

本报告明确指出，投资 IPC 至少有五个主要原因（图 15）。

事实上，IPC 是多个主要全球卫生优先事项的核心，包括突发卫生事件和《国际卫生条例》、患者和卫生工作者安全、AMR 行动计划、败血症预防、WASH 以及以人为本的综合优质医疗保健。

此外，在初级卫生保健驱动的全民健康覆盖过程中，对优质基本卫生服务的总体关注促进各级卫生系统形成了强有力的 IPC。

IPC 包含在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许多现有决议和行动计划中。此外，IPC 计划的实施和监测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 3.1-3.3、3.8、3.d.2 和 6）。

在全球报告中，世卫组织提供了一些关键方向和优先事项，以加快地方、国家和全球各个层面的努力和进展（图 16）。这些优先事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领域。

1. 扩大和执行 IPC 计划核心组成部分和相关最低要求的政治承诺和政策，包括通过持续的融资、法律框架和认证系统。

2.作为临床和公共卫生专业进行IPC 能力建设和 IPC 专业知识创造，包括通过 IPC 培训和跨不同层次和健康学科的继续教育，以及 IPC 专业人员的职业途径。在所有临床路径中嵌入 IPC对于影响医疗保健服务的质量至关重要。

3. 开发监测、报告和处理关键指标数据的系统。这应该包括监测 HAI 和新出现的前哨病原体，监测一系列 IPC 和 WASH 指标，以及有效管理供应链。

在这三个领域中，最重要的是与其他计划的整合和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与最关键的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任何国家或卫生系统，即使是最发达或最先进的国家或卫生系统，都不可能声称没有 HAI 和 AMR。同样，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在医疗保健提供过程中由于不理想的 IPC 实践或由于缺乏设备或标准操作程序而不必要地暴露于感染。现在和将来对HAI 和 AMR的预防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